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爱游戏- 爱游戏体育- AYX体育官方网站

2025-08-07 11: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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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重要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的政策调整非常给力，不仅有短期政策，而且有长期政策，形成了系统的政策支持效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我们正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这个大方向指引下，各部门都在积极行动，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通过主动作为，努力化解外部风险。这些综合因素共同支撑了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逆势增长。

　　其次，体现了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通过深化产业链互补，为双方创造可持续的增长空间。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早期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到后来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带动和周边国家以及东盟等地区的产业深度合作。可以说，开放合作的格局更加稳固了，我们也有了抵御逆全球化冲击的底气。正如刚果（布）总统所提到的，作为中非合作论坛非方主席国，他们愿与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构建远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多极世界。

　　赵忠秀：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关键领域，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于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并于2015年占比过半，经济发展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当前，我国货物贸易体量更大、水平也更高。相较于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比重相对较低，同时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过去这些年，中央出台了专门的支持政策，大力推动服务贸易提质增效，我国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展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2021年至2024年同比增长率连续4年超10%。特别是在2024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超7.5万亿元，增速达14.4%。其中，出口约3.2万亿元，增长18.2%；进口约4.3万亿元，增长11.8%，推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到1.17万亿元。

　　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虽然传统服务占比仍然较高，但在个人娱乐、电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服务贸易展现出强有力的增长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已占服务贸易总额的38.5%左右。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整体逆差的背景下，知识密集型服务展现出相对优势，2024年实现顺差4181亿元，比上年扩大504.5亿元，成为服务贸易发展中的突出亮点。伴随数字赋能和创新驱动，知识密集型服务的优势有望持续提升，未来在金融、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领域有广阔增长空间。

　　由于客户需求、消费习惯不同，国内和国外市场产品所适用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需要针对不同市场的特点进行调整。外贸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主要面临生产运营成本和信息获取等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政策应聚焦这些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转内销可能需要调整生产，并且新增国内推广渠道，需用好政策工具箱及时进行纾困，如减免困难企业的租金、展位费等，降低外贸企业内销成本，缓解其短期经营压力。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标准互认、规则协同和制度衔接，减少因市场分割和标准差异形成的障碍，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再看商务部公布的2024年数据，传递出几个明确的信号。市场信心方面，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超5.9万家，同比增长9.9%，是跨国公司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市场的“信任票”。行业结构方面，外资正在加速流向高附加值行业领域，尤其是医药制造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具体来看，今年1月至4月电子商务服务业以137%的增速位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速达86.2%；化学药品制造业增长57.8%，同样保持高位运行；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也实现稳步增长，增速为4.9%。外资正加速投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行业领域，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助力。来源地结构方面，在欧洲整体对华投资趋缓的背景下，西班牙对华投资快速攀升，增长131%，德国和瑞士也保持正增长，亚洲的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11%。

　　总体而言，当前数据波动是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资本收缩态势的反映，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耕耘”。我们不能简单从数量规模上去衡量外资的表现，结构升级比总量变化更有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在当前部分经济体实施保护主义、推高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坚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美国商会、中国英国商会和中国德国商会近期报告均显示，企业有意维持或增加在华投资。

　　赵忠秀：这说明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深入到更复杂的服务业开放领域，并且欢迎外资参与我国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反映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制造业全面开放只是起点，现在目标逐渐转移到电信、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如北京等11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省市，去年吸收外资占全国服务业外资的50.2%，这个超半数的占比证明，试点就是开放的“压力测试场”。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业务外资股比限制后，数十家外资企业已在积极申请，这就是在告诉全球投资者中国坚持开放的态度。政策明确鼓励外资投向生物医药、云计算、养老医疗等新兴服务业，允许外资用境内贷款做股权投资——相当于给跨国公司在华创新“插上翅膀”，为境内外企业营造平等的创新竞争环境。这些都说明我国已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我国不仅是全球主要制造业中心，更是创新策源地和规则共建者。

　　这些探索绝非零碎尝试，而是瞄准更深层次、系统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如《意见》所指出的，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这意味着既要大胆突破现有政策框架，也要系统集成成熟经验。最终目标很清晰，通过集成式创新，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支点。这不单是为我国外贸外资构筑更稳固的基本盘，更是向世界展示我国将以更高水平开放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赵忠秀：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不只是简单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税负，更关键的是通过成本传导、市场不确定性蔓延、全球供应链连锁反应三重机制，对我国外贸形成复合冲击。这种政策不仅推高了贸易成本、削弱了国际购买力，还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放大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各国纷纷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形成负面反馈循环。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企业面临近年来少有的严峻考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亟需用好稳外贸政策工具箱主动应对的原因。

　　我国海关数据显示，中美经贸磋商后，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这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性的降低，为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增速回暖的根本动力在于中美企业内在的合作意愿，双方微观企业都希望合作谋求共赢。比如两国企业在医疗设备、农产品的采购通道修复上就有实际动作，这种基于商业互惠的需求不会轻易逆转。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逆全球化的暗流还在涌动。发达国家推行产业链回流、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等举措，根源在于政治、外交甚至公共卫生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企业不得不把这些非经济变量计入成本进行考量，所以现阶段某些局部的产业链的确面临调整。

　　但是，大国之间的“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持续。虽然部分国家可能推行所谓的“去风险”主张，减少从我国进口，但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和销售以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而这正是驱动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的根本。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大趋势，逆全球化是短期的，真正的方向还是合作共赢。只要坚持扩大开放和积极推进制度型创新，我们有信心通过稳外贸“组合拳”把外部压力转换为转型升级的动力，并且一如既往地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经济日报记者 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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